革命運動研究－我讀．我見（2）

革命運動研究－我讀．我見（2）



大地快捷 - 楊緒東專欄
作者 楊緒東
2009/03/26, Thursday
革命運動研究－我讀．我見（2）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 楊緒東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民主建國的教育方式，不會來自執政者的正統教育體系，而是一連貫由知識領導份子，組成的民間講座與街頭運動。
大體上有三種領導者在進行這些任務：第一類是革命運動的思想家，他們負責喚起和操縱群眾的革命意識；第二類是革命武力的經營者，他狂熱地帶領支持群眾投入革命運動裡；以及第三類是促使革命運動強固且實現其目的、注重實踐的組織家。劉重義、李逢春，2006，"革命領導者的分析"，《革命運動研究》，前衛出版社，台北，p.55。
在革命運動的不同階段裡，很顯然地需要各種不同的領袖素質。有時候，隨著革命運動的進展而發生領導者的改變，因為很少人能擁有各種不同角色所需要的全部特性。但是有時候，除了最初鼓舞群眾的工作之外，同一個領導者還須擔負革命政治組織、行動勝利和鞏固權力等任務，甚至，亦須摧毀革命運動的部分結果，德國的希特勒就是最好的例子。革命領導者依其功能及角色，可分為理想家、宣傳家、理論家、煽動家、行動家和組織家。劉重義、李逢春，2006，"革命領導者的分析"，《革命運動研究》，前衛出版社，台北，p.57。
群眾的不安和不滿，以及社會失調的其他客觀條件，必須發生在革命運動出現之前。不管領導者多麼有才幹、不管那些理想信條是如何確切有力，客觀條件不成熟就是不能產生革命信徒，更不能產生革命群眾。劉重義、李逢春，2006，"革命領導者的分析"，《革命運動研究》，前衛出版社，台北，pp.58-59。
換句話說，動員和動機成為革命組織內領導的最重要因素。這兩項因素加在信徒的身上，建立其社會和心理的力量，使他們願意接受並且努力完成領導者的託付。領導者所以能動員且誘導信徒，也許因為領導者允諾重建一個新的政治體系，或者因為這些信徒無法應付日益增加的社會架構壓力所造成的焦慮，而寄託領導者能幫助解決。劉重義、李逢春，2006，"革命領導者的分析"，《革命運動研究》，前衛出版社，台北，pp.63-64。
革命信徒和群眾參與革命行動的動機，大約可以歸納為五種需求：生物本能的需要（空氣、食物、性等）、安全的需要（家庭、集團等）、社會的需要（愛和歸屬等）、自尊的需要（感覺重要等）和自我實現的需要（使命感等）。革命領導者對擁護群所作的承諾，大概不出這五個範疇。劉重義、李逢春，2006，"革命領導者的分析"，《革命運動研究》，前衛出版社，台北，p.65。
民主、自由、人權的教育，方能成立真正完整、美麗、正常的國家。
中產階層成為革命推動的主力，因為他們代表較能幹、更有企圖心、並且在某些方面算是社會的成功者。譬 如，英國的清教徒革命的領導人和支持者，主要是社會上受尊敬的人：經濟富裕的鄉紳或商人以及一些領主。即便是到末期更激烈的階段，領導者仍由鄉紳主宰，無產階級卻仍置身於此鬥爭之外，較窮的農民仍站在國王的一邊。美國獨立宣言的56名簽署者當中，有33人擁有大學學位，只有四人受過很少或無正式的教育。幾乎每一個人皆是經濟富裕者，而南方的領導者大多是農場主人、地方貴族或富農。以亞當斯（Samuel Adams）為例，他來自富裕的商人家庭，是當時最激進的革命領導者之一。劉重義、李逢春，2006，"革命領導者的分析"，《革命運動研究》，前衛出版社，台北，pp.68-69。
知識份子的中上社會階層背景，加深他們對革命觀念的接受力。事實上，知識份子傾向於革命的變革，會因其直接經驗到獨裁統治當局的高壓權力而增強。卡斯楚於1953年攻擊孟卡達（Moncada）兵營失敗，旋即被巴蒂斯塔政權宣判14年的監禁；隨後卡斯楚於1955年的一個大赦中獲釋，然後逃到墨西哥繼續從事古巴的革命運動。托洛茨基發現，在1917年7月的第六次俄國共產黨大會的175名布爾雪維克代表中，其中171人的回答問卷顯示，代表中的110人花在監獄中的總時數是245年、150人總計有549次的被逮捕記錄、另有55人曾被放逐到遙遠的地方共達127年之久。
知識份子的革命信念經政治迫害後反而變得更加堅強。捷克前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l）出生於布拉格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他在1951年完成十年制義務教育之後，因其出身和政治背景的理由，被共產黨政權視為「黑五類」而被拒於高等教育門外，其後他在社會求職謀生期間，也屢遭排斥。這些直接的迫害，更加強哈維爾反對共產黨政權的決心。劉重義、李逢春，2006，"革命領導者的分析"，《革命運動研究》，前衛出版社，台北，pp.79-80。
野百合學運與現在的野草莓學運，是培養未來政治領袖的搖籃。
學生在革命運動中尚有其他一些主要特徵。學生本身很少成為長期性革命運動的領導者，但是大學的環境常是革命騷動起始之地，並且也是培養年輕知識份子的所在，這些人最後終成為革命的領導者。另一方面，大學的地理位置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它決定了革命運動的活力、對社會其他階層的衝擊及受攻擊政權的命運等。劉重義、李逢春，2006，"革命領導者的分析"，《革命運動研究》，前衛出版社，台北，p.82。
學生易於左傾，這種活躍的學生容易左傾的傾向再度確定一件事：資產階級背景的革命領導者經常有促進較低階層集團利益的傾向。這種特異的現象可以從許多資料得到佐證。根據1960年美國大學校園的一項統計資料顯示，典型的學生活躍份子比起不活躍份子來說，更具學術性及研究傾向，他們的成績優異，通常是高收入家庭的子女，而他們的父母親也大多受過大學以上的教育。1968年5月到6月間，發生在法國的學生騷動事件顯示，越激烈的學生示威者越來自較富裕的家庭，並且學生領袖大多是銀行家、醫生、律師、大學教授或高級政府官員（甚至部長級）的兒子。
我們可以通則化地說：那些越傾向激烈政治活動的學生，他們不只是來自較高的社會階層，並且他們傾向於學習那些容易提高其敏感度、對社會上不人性的情況會產生特別反應的人。在這樣的情形下，學生不管是身處進步或落後的社會中，皆扮演著點燃革命火花的角色。劉重義、李逢春，2006，"革命領導者的分析"，《革命運動研究》，前衛出版社，台北，pp.83-84。
換句話說，學生的騷動要成為全面革命爆發的火花，必須是在革命的客觀社會條件成熟的地方，亦即普遍的不滿和不安已經深植且廣佈於民間的地方。這連帶影響到第二項限制，學生構成革命的決定性力量的先天限制。在一個社會中，構成革命的決定性力量主要是靠中下階層的人，尤其是工人和農民。而工人和農民傳統上對學生和知識份子存有疑慮，因此，要建立學生及工農的革命聯盟非常困難，要推展革命運動並達到成功更非易事。但是，反過來說，這又突出革命領導者在革命運動中的功能和角色之重要性。劉重義、李逢春，2006，"革命領導者的分析"，《革命運動研究》，前衛出版社，台北，p.85。
革命領導者通常是剛步入中年的人，亦即具有相當成熟度的人，但他們的年紀尚未老到與當前統治集團合作的程度。革命領導者多半出身於中產階層，然而大部分的情形是，他們因為較高階層者通常滿足於現狀、較低階層者太缺乏技巧，以致無法激發革命運動。劉重義、李逢春，2006，"革命領導者的分析"，《革命運動研究》，前衛出版社，台北，p.87。
政治活動各有各的主張，對於台灣建國的堅持與228精神的信仰是，台灣人完成台灣國的立基。
1949年中國國民黨失去政權，其軍事挫敗是其次的原因，倒是民眾的生活一再惡化，才是使民眾失去信心與支持的最大致命傷。在當時，通貨膨脹之高達到空前程度，國民黨政權大量發行紙幣，企圖挽救財政危機，然而情勢卻更加不可收拾。公務員（包括軍人）以及其他靠工資生活的百姓之收入追不上高漲的物價，但通貨膨脹卻為某些集團製造有利的投機機會，從事囤積貨物、走私、黑市貨幣交易等活動。政府官僚機構和軍隊裡的貪污腐敗情形極為普遍，也不見那個機構來追究和制裁。知識份子普遍地不滿國民黨的政策，戰爭的失利使這些不滿情緒越來越惡化，國民黨政權對不滿份子的壓制也越來越強烈，秘密警察的活動和思想控制不只是對付共產黨而已，也對付所有批評政府或國民黨的人。劉重義、李逢春，2006，"革命運動擁護群的分析"，《革命運動研究》，前衛出版社，台北，p.98。
革命運動裡的領導者趨向於較高層次的抽象認知，而大部分信徒和擁護群眾則注重具體的事項。這些思想上的差異，大概可以如此表示：領導者主張自由和公義，工人主張有工作和高薪，農民主張有土地和自足，商人則主張保障和利潤。
當然，各個階層的主張與需求不是絕對的，他們之間有可能互相重疊。譬如，公義就有可能是所有階層的共同要求。革命運動團體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是提出一個能滿足各階層利益的主張，把廣大階層的人集合起來反抗強權的壓迫。一場革命運動光靠某一個階層是很難成功的。劉重義、李逢春，2006，"革命運動擁護群的分析"，《革命運動研究》，前衛出版社，台北，p.99~100。
在這種有形的力量之外，尚有一種無形的力量，是促使革命運動成功的重要條件。這種無形的力量便是革命運動的理念，它是人們對環境事物的根本認知，此種認知乃經由實踐加以檢驗，並且藉因果關係推理而得的一套完整且有系統的思想體系。劉重義、李逢春，2006，"理念在革命運動中的作用"，《革命運動研究》，前衛出版社，台北，p.107。
西方世界建構有說服力的理念已經歷了好幾世紀，這些理念包括民主、自由、民權、及平等。事實上，任何堅強的革命運動都會產生各自的理念，在革命過程中必然形成一些對革命運動的辯解，用以達成革命目標。然而，這些工作並不是短時間內就可以完成，有時候，革命運動欲利用某個革命事件，期待很快地使革命變革獲得最大的承認，但是，這種操作手法卻往往欲速而不達。理念具有革命之前的辯護功能，也具有革命之後的解釋功能，但是它的前後連貫性卻常被忽略。若理念只能促成一個革命事件的發生，卻不能保證往後的社會秩序穩定發展，這樣的理念是不完備的。另外必須注意的是，往後社會秩序穩定發展的背後必須具有革命理念支持，但人們經常忘記這時候還有革命理念存在著。劉重義、李逢春，2006，"理念在革命運動中的作用"，《革命運動研究》，前衛出版社，台北，p.110。
（未完待續，撰於2009/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