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土地，我的人民－我讀我見（3）

新聞報導 - 楊緒東專欄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0/05/27, Thursday


（photo source:《我的土地，我的人民》一書，達賴喇嘛家族合照）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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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ai對於中共不斷地、有計劃地，進行消滅Tibet文化的工作，非常憂心，中共就是想控制Dalai轉世靈童的主導權，而借之掌握Tibet人民的信仰，進而消滅對Dalai的期待，進而把Tibet人民的希望，完全袪除。

Tibet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宗教國，由1912至1950年，中共或其他國家皆未在Tibet行使任何權力。

Taiwan 400年史中，受到外來的殖民統治，未能稍歇，好不容易日本於WWII放棄台灣澎湖的統治，狗去豬來，美國的麥帥開了大玩笑。

可是Double T（Taiwan, Tibet）共同追求民主、人權、自由的天性，堅決而有力。

1911年，中國爆發革命。在西藏的中國軍隊糧餉斷絶，釀成兵變。1912年藏人把殘餘的中國軍隊連同安班（中國代表）們統統驅逐出去。此舉使西藏成為完全獨立的國家，從1912年起直到1950年中國入侵之間，無論是中國或者其他國家都未能在西藏行使任何權利。

中國軍隊被驅逐之際，達賴喇嘛從印度返回拉薩，他發佈了一份宣言，宣佈西藏為獨立國家。宣言上蓋的是西藏人民呈交達賴喇嘛的印鑒，而非很早以前中國交給藏人的印鑑。一些古老的西藏文件以此開頭：「奉中國皇帝之命，達賴喇嘛為佛教之主……」，13世達賴喇嘛則將之改為：「奉佛陀之命……」。
第14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著，丁一夫譯，2010，“鄰邦中國＂，《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台灣圖博之友會，台北，p.78。

因此，總括這段簡短的歷史，西藏是一個獨特且古老的國家，幾世紀以來和中國維持著相互尊重的關係。的確，有時候中國強大，西藏弱小，中國就侵略西藏。同樣地，回顧更久遠的歷史，西藏也曾侵略過中國。中國宣稱西藏是中國一部分是毫無歷史根據的。
第14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著，丁一夫譯，2010，“鄰邦中國＂，《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台灣圖博之友會，台北，p.80。

國民大會一致認為，西藏既沒有物質資源，也沒有武器和人力抵抗大規模進攻，以保衛領土完整，因此，大會做出決定立即向其他國家緊急求援，希望能夠在為時太晚之前勸阻中國。四個代表團奉派分別前往英國、美國、印度和尼泊爾，尋求援助。代表團離開拉薩之前，我們拍電報給這四國政府，告知我們所受到的威脅，以及將派代表團前往。

回電令我們大失所望。英國政府對西藏人民表達他們最深切的同情，同時表示遺憾：由於西藏的地理位置，在印度已經獨立下，英國愛莫能助。美國政府也做同樣的表示，並拒絕接待我們的代表團。印度政府明確地闡明，他們不會給我們軍事援助，並且建議我們不要進行武裝抵抗，而應在1914年的西姆拉協議基礎上展開談判，以和平解決。所以，我們了解到在軍事上我們孤立無援。

僅僅很短的時間，在少數地區，西藏軍隊在當地康巴志願軍的協助下，擊退了中共軍隊，但我們的軍隊實力懸殊，寡不敵眾，完全無望。總督的更替使得政府亂成一團，阿沛開始把總部遷出昌都向西撤。當前線撤退來的西藏軍隊到達昌都時，發覺他已經棄城而逃，他們只好放火燒毀軍械庫和彈藥庫，跟他一同撤退。
第14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著，丁一夫譯，2010，“入侵＂，《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台灣圖博之友會，台北，pp.85-86。

Tibet被聯合國孤立，內外無援，中共建國有政治謀略，不談人權道義、謊言、欺騙是中國帝制殖民的常態。在台灣This man-Ma亦是標準中華帝制的Liar Ma，台灣人民要相信自己的判斷，不要再被中國黨左右。

接下來我們受到另一個重大打擊，聯合國全體代表大會決議不予考慮西藏問題。這使我們大為驚愕。我們一直對向聯合國尋求正義寄以厚望，更令我們訝異的是，是英國提議擱置西藏問題的。我們和英國有長時間的友好關係，許多優秀英國官員的智慧和經驗更使我們受益非淺。再說，正是英國把我們當做主權國家與我們簽定條約，暗示她承認我們的獨立地位。然而，現在英國代表卻說西藏的法定地位不明，他甚至暗示，即使38年來沒有中國人在西藏出現，法律上我們仍然從屬中國的宗主權。印度代表的態度也同樣令人失望。他說他確信，中國和西藏可以達成和平協議，西藏的自治也可以獲得保障，因此，為了達到這樣的結果，最好不要在聯合國全體大會討論西藏問題。

這個消息比之前沒人願意給我們軍事援助更令我們失望。現在，我們的友人甚至不肯幫我們提出正義的訴求。中國大軍壓境，我們被抛棄了。
第14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著，丁一夫譯，2010，“入侵＂，《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台灣圖博之友會，台北，pp.90-91。

中國軍隊徵用一些房屋，另外購買或租了一些房子。羅布林卡外河邊一片優美的草地是夏天拉薩人的野餐勝地，被佔了一大片興建營房。他們要求借兩千噸青稞。當時我們自己的開銷很大，政府糧庫無法應付如此巨大的數量，只好向寺廟或私人借糧。他們還要求其他穀類食物，如此一來，城裡有限的資源開始緊縮短缺，物價隨之上漲。此時，又有一位將軍率領八千到一萬人的軍隊到達拉薩。他們佔據更多土地建立軍營，在糧食過度需求下，我們簡單的經濟體系崩潰了。他們自己什麼也沒帶，全部人馬都指望我們貧乏的資源來供養。穀物的價格一下子暴漲差不多10倍，酥油漲了9倍，一般物價漲了2到3倍。拉薩市民面臨記憶所第一次的饑荒邊緣。他們對中國軍隊越來越憤怒，孩子們開始對中國士兵喊口號、扔石頭，這透露的訊息是：大人只是勉強壓抑他們的怒火。民怨湧入噶厦辦公室，可是政府無能為力。中國軍隊是來安營紮寨的，他們不肯接受任何建議，也不肯幫我們的政府一點忙。反之，他們的要求與日俱增。過不了多久，他們又要求兩千噸青稞，我們只好到處去找。這些都以「借貸」之名行之，中國將軍並承諾，會將其投入西藏未來的工業發展以償還，然而此承諾從未兌現。
第14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著，丁一夫譯，2010，“入侵＂，《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台灣圖博之友會，台北，p.97。

在任何被侵略的國家裡，這些事件的模式，是大家熟悉的。侵略者到來，都相信自己是來造福施恩的，至於到底誠意多少，就不得而知了。當他們發現被侵略的人民一點都不想要他們的恩惠，他們似乎都很訝異。當民眾的憤怒不滿日益滋長時，他們不會自行撤離以安定民心，更不會對人民的願望做出讓步。他們試圖增強武力來壓制人民的憤怒，不僅不會怪自己，還要找代罪羔羊。在西藏，第一批代罪羔羊是憑空想像出來的「帝國主義分子」，以及噶倫魯康瓦。但是這些作為只會走向災難。強力鎮壓只會帶來更多的憤怒，大眾的憤怒只能暫時壓抑住。如此明顯的道理，中國人至今仍未學到教訓。
第14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著，丁一夫譯，2010，“入侵＂，《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台灣圖博之友會，台北，p.100。

和平救國或是暴力建國，怎麼看，皆是一體兩面，Dalai於兩者之間，取其「輕」者，用身體作舟，用宏法為武器，到全世界各地宣揚佛法，要用佛法救國，這是「阿甘」「阿Q」精神。

至於對大局的考量，在這段長時間的緊張狀態中，我已經開始形成自己的想法。對於複雜的國際政治，我仍無任何理論上的訓練，只能應用宗教上的訓練，輔之以常識，來面對問題。而，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我都確信宗教的訓練是非常可靠的指引。

我的思考是，如果我們繼續反對並激怒中國政府，只會進一步導致壓迫與憤慨的惡性循環。最後，必定會爆發暴力衝突。然而，暴力是無濟於事的，我們不可能以暴力手段驅逐中國人。打仗他們一定會贏，而我們手無寸鐵、缺乏組織的人民將成為犠牲者。我們唯一的希望，是用和平的方式勸說中國人實踐他們在協議中所做的承諾。或許需要長時間的耐心，但是，非暴力是唯一的方法，最終可能為我們贏得一定程度的自由。這意味著，在可能合作時合作，不可能合作時消極抵抗。

暴力反抗不僅不務實，而且也不道德。非暴力是唯一的道德途徑。不僅我個人深信如此，也符合佛陀的教義。作為西藏的宗教領袖，我必須堅守這個原則。我們可能會遭受侮辱，我們珍貴的傳統資產也可能會消失一段時間，倘若真是如此，我們唯有忍辱以對。對此我相當確信。
第14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著，丁一夫譯，2010，“入侵＂，《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台灣圖博之友會，台北，pp.103-104。

好在Dalai把財寶寄存國外，若不如此，便無法於海外成立流亡政府。

台灣人要建國，也要思考這些問題。

曾在1953年訪問中國的西藏貿易代表團成員告訴我，中共領導們對我疑慮很深，主要是因為我在印度存放了些財寶，還有，他們認為我有幾位家人和外國勢力關係密切。那不是事實，我想藉此機會告訴毛澤東本人。至於那些財寶，中國人時常問起，我總是說正考慮要把它們運回拉薩。我確實有此考慮，幸虧我沒有這樣做。

看來毛相當滿意我所說的。他說，中國政府曾經打算在中央政府下直接設一個軍政委員會治理西藏，但現在他認為沒有必要。我想，這或許歸功於我的態度。因此，他們現在決定設立一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他問我的意見，此事關重大，我不敢馬上妄下判斷，我說，在沒有和其他藏人，包括班禪喇嘛，商量之前，我不能表示意見。

話題轉到班禪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他堅持這樣稱謂──間的誤解上。他提議，既然我們兩位都在北京，應該利用這個機會化解歧見。我告訴他，那些不和是歷史遺留下來的，我個人與班禪喇嘛毫無扞格，若還有任何誤解，我很樂意化解它。
第14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著，丁一夫譯，2010，“在共產中國＂，《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台灣圖博之友會，台北，pp.115-116。

幾天後，毛澤東帶口信來，說1小時後來看我。到達後，他說只是來看看，接著，不知怎麼他提到佛教是個很不錯的宗教，佛陀雖然是王子，卻花了很多心思來改善人民生活條件。他還說度母是個善心的婦人。幾分鐘後，他起身離去。我對他這番話大為困惑，不知道該作何感想。

在北京，我有機會近身目睹這位中國共產黨偉大領導人。我被邀到他的住處參加會議，大約20位高官在場。我坐他旁邊，可以感受到他性格的魄力。會議主題是中國農民的生活水準。他說話很直率，而且我覺得很誠懇。他說，這方面做的不夠，他還不滿意。他引述家鄉來的一封信，說共產黨官員並未盡力幫助人民。過一會，他轉過身對著我，西藏人思想很堅定，或者說是頑固，不過，20年後西藏會強大。現在，中國幫助西藏，20年後西藏將會幫助中國。他提到一位偉大的中國將軍薛仁貴，打了無數勝仗，直到遇到西藏人才棋逢敵手。他的談話再次讓我驚訝，不過這次至少比較讓人能接受。

跟這位不凡的人物最後一次見面，是在我訪問中國訪問的尾聲。我正在參加人大常委會的會議，有人捎信要我到他住處見他。當時，我已參觀完中國許多省，能夠實實在在告訴他，我對眾多發展印象深刻且深感興趣。他開始長篇大論何謂民主，指導我如何成為人民的領袖，如何傾聽他們的建議。然後，他身上往前一挪，靠近我低聲說：「我瞭解你。但是，宗教是毒藥。它有兩個缺點：一是導致民族衰落，二是妨礙國家進步。西藏和蒙古都為其所害。」

我大為震撼。他想要暗示什麼？我努力保持鎮定，可是不知道該如何解讀他。當然，我知道他肯定是宗教的死敵。然而，他看起來對如此真誠友善。說完這番出人意料的話，他陪我走到汽車前，臨別贈言則只是保重身體。
第14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著，丁一夫譯，2010，“在共產中國＂，《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台灣圖博之友會，台北，pp.116-117。

（未完待續，撰於2010/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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