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4日 星期五

台灣國家之道-Taiwan in the right way書評(1)


新聞報導 - 楊緒東專欄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
2008/07/04, Friday
前台南市長張璨鍙和許人?

1936年生,台南市人。

台大化工系第一名畢業,美國萊斯大學(Rice)化工博士,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後研究,紐約庫伯大學任教20年,曾任化工系主任。從事台灣獨立運動40多年,前後曾任世界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18年。
 
回台後,曾任台南市長4年,現任「開創台灣文化基金會」董事長、美國華盛頓國際中心董事。

著有:
《建設東方瑞士:台灣建國藍圖的探討》(1983)
《台灣:舊的神話和新的現實》(1987)
《台灣獨立運動30年》(1991)
《文化:台灣問題的根源》(2003)
《八千哩路自由長征》(2006)
張燦鍙,2007,"作者簡介",《台灣國家之道》,前衛出版社,台北。

拜讀他的大作認識他這個大台獨的想法,對年輕人有啟發的作用,值得參研。

郝柏村是眾所皆知的統派,有一次宴會我恰好坐在他旁邊,形成「大統派」和「大台獨」坐在一起。我趁機問他:「你認為要如何統一呢?」他回答:「中國若沒有民主化,統一就甭談。」甚至說:「其實現在是『實獨虛統』」。可見藍、綠並無那麼大的差別,可說是大同小異的。只是政治人物為了個人及其政黨的選舉利益,為了鞏固基本盤而將其炒作,刻意擴大其中的差異。
張燦鍙,2007,"態度決定高度,格局決定結局-藍綠差異,過度炒作",《台灣國家之道》,前衛出版社,台北,p.20。

甚至有一個民調問:當中國大陸達到自由、民主、均富時,是否同意和中國統一。也就是說,當台灣與中國的水準一致,即政治民主化、國民所得一樣、社會文化皆優質化時,願意和中國統一嗎?只有1/3的人同意統一,2/3的人是不同意的。如此看來,我認為台灣人民想和對岸經濟融合但政治分離,這樣的趨勢是相當清楚的。
張燦鍙,2007,"態度決定高度,格局決定結局-解讀民調,貼近民意",《台灣國家之道》,前衛出版社,台北,pp.22-23。

他談到南非這個國家的轉型,兩位黑白領袖皆能堅決做對的事,台灣政治領袖也要能做如此的大氣魄。

當我在美國時,常和南非ANC(非洲民族議會)的要員接觸,因此對他們的狀況較為了解。在1990年代南非每日的頭條新聞就是衝突暴動,不是黑人放火、暴動、搶劫;就是白人警察開槍、放狗咬人。國內政局動盪不安又受各國的經濟制裁,國際上也非常孤立。然而在1994年由黑人領袖曼德拉(Nelson Mandela)取得政權後,政權卻能和平轉移。我亦獲邀參加曼德拉總統的就職典禮(因緣際會下,有幸也與PLO主席阿拉法特在南非會面)。南非如此嚴重的種族衝突,得以和平落幕,究其原因,主要是他們有兩位非常值得尊敬的政治領袖戴克拉克(F.W.de Klerk)與曼德拉。白人總統戴克拉克有勇氣懂得反省道歉認錯,而黑人領袖曼德拉有寬大的胸襟懂得寬恕原諒。在當時,我欽佩曼德拉甚於戴克拉克。

首先,戴克拉克廢除種族隔離制度,無條件將因從事反抗運動被關的黑人,包括暴力犯,全部釋放。白人當然極力反對,但他仍堅持如此做,因此受到白人的攻擊,甚至導致當時他所領導的執政黨(也叫做「國民黨」)分裂,白人認為執政得好好的,我們可以繼續治理這個國家,何必要和黑人和解呢?但是戴克拉克堅持如此做。意料不到的是,當1990年曼德拉被釋放出來後,在第一場群眾大會,就表示白人是不可信賴的,號召黑人繼續武裝鬥爭。因此,當時很多人勸戴克拉克,既然如此做的結果是白人反對,黑人也不領情,何必堅持呢?但戴克拉克依然堅持「作對的事」。兩年後,曼德拉終於認為戴克拉克確實有誠意,因而在一個黑人區宣佈:將放棄武力抗爭,改以談判的方式爭取黑人的地位。

曼德拉的改變,同樣遭到黑人開汽水、扔酒瓶的反對,他們認為抗爭即將成功,為何要放棄呢?由於曼德拉堅持要用和平的方法,化解仇恨,雙方終於開始互派代表談判,但最後仍有七、八項談不攏,於是就由雙方的領袖直接談。戴克拉克回憶:第一次和曼德拉通電話,竟是以摔電話收場的。遇到這麼大的困難,他們仍繼續走下去,最後終於制定新憲法,完成普選。曼德拉當選總統後,邀請戴克拉克擔任第二順位的副總統,而戴克拉克也坦然接受,屈居副手協助治理國家,讓國家穩定成長。南非有這二位胸襟仁厚慷慨,有智慧化解衝突的偉大政治家,難怪能雙雙共同獲得1993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當我聽到這些事蹟後,非常感動,對戴克拉克的敬意也就超越曼德拉。
張燦鍙,2007,"態度決定高度,格局決定結局-看看自己,想想別人",《台灣國家之道》,前衛出版社,台北,pp.24-26。

主張台灣獨立要有步驟,理性溝通,不必刻意煽動。

相信大家都知道,40多年來我極力主張台灣主權獨立,也一直追求這個理想。但我也堅決主張,台灣的前途,必須由2,300萬台灣人民來決定。國內意見不同應視為人民內部的矛盾,就是統獨立場不同,亦應認為不是對錯、是非的問題,或是愛台灣、不愛台灣的問題,而是一個政策選擇的問題。

相信大家都聽過加拿大魁北克(Quebec)的獨立公投,第二次的公投過程十分熱烈,結果平分秋色,兩邊的差距非常小,票數極為接近,就和台灣2004年的總統選舉相似。但他們卻非常理性平和,主張獨立的人不會指責反對獨立的人不愛Quebec;反對獨立的人也不會批評主張獨立的人會害死Quebec來互扣帽子。這個例子值得大家來省思與學習。
張燦鍙,2007,"態度決定高度,格局決定結局-異中求同,理性溝通",《台灣國家之道》,前衛出版社,台北,p.29。

1991年海外菁英闖關,代表台灣人愛台的具體行動。

1991年12月海外黑名單同志前仆後繼的闖關回台,我以首謀內亂罪被起訴,在土城看守所關了11個月,隨後獲得交保。出獄後,我發現闊別30年的台灣社會變了。最明顯的是物質享受普遍提高,但道德水準卻日趨下降;有形建設到處可見,但無形建設卻乏善可陳;經濟發展雖有目共睹,可惜社會公德卻向下沈淪,令人憂心。

在我踏上故土時,台灣的環保運動已經普遍受到社會大眾的關注,不論是空氣污染、水污染、或是興建焚化爐、闢設水庫等等,都可能因時因地而形成一項公眾論壇,這是十分可喜的現象。只是在喚起社會大眾對環境問題自覺的時候,卻少有人去關切一項更嚴重的社會生態課題-台灣人的精神心靈污染。
張燦鍙,2007,"文化:台灣問題的根源-前言",《台灣國家之道》,前衛出版社,台北,pp.38-39。

中國人的國家觀念是帝制思想延伸,西方民主社會建立在公天下的平等觀念。

坦白說,中國在面對西方文明的衝擊時,往往只張開眼睛,沒有敞開心靈。八國聯軍後的庚子賠款曾保送了一批留學生到國外深造,但這些受西方知識洗禮的留學生回國後卻得不到政府的重用。像嚴復只能做些翻譯的工作,介紹西方經世致用的名著,像赫胥黎的《天演論》、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和斯賓塞的《辟學肄言》等譯述,再大不了,也只能一吐鬱卒的撰文鼓吹維新自強。
張燦鍙,2007,"文化:台灣問題的根源-台灣國家的價值",《台灣國家之道》,前衛出版社,台北,pp.48-49。

中國受到長期的帝制影響,政治人物普遍存有「家天下」的觀念,自夏禹到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莫不以真命天子自居,搞的是「人治」這一套把戲。

相對的,在西方民主社會普遍建立了「沒有不可取代的人」這種公天下的觀念。喬治.華盛頓在憲法沒有規定下,創下連選只得連任一次的典範;他在1787年擔任美國第一任總統,在1796年拒絕再做第三任總統,寧願回鄉作農夫。邱吉爾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偉大政治家,也是領導英國戰勝德國的首相,但戰爭快結束時,他卻選舉失利,由首相變成一介平民,從波茨坦會議中被召回。事後有位美國記者問他:「你會不會覺得英國人有點忘恩負義?」,邱吉爾卻坦然回答:「不會,這點證明我們英國人還很年輕,並未衰老」。他有一句名言:「酒店關門,我就走。」多麼灑脫!卻沒有減損他的偉大。
張燦鍙,2007,"文化:台灣問題的根源-中西文化的本質差異",《台灣國家之道》,前衛出版社,台北,pp.55-56。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早在1972年就主張,凡是認同台灣,熱愛台灣,將台灣當作家鄉,願意和台灣共命運的人,無論是第幾梯次遷徙來台灣,就是新台灣人。其次,一個民族也可以形成幾個國家,如日耳曼人形成德國、奧國、瑞士;也有的是由幾個民族融合成為一個國家,如美國。顯見國家的成立,取決於國民意願的選擇,而不是統治階層的強制。自19世紀以來,追求獨立的國家遠比嚮往統一合併的國家為多,這是現代化民主人權政治的本質及潮流。以下的數據可為佐證:1777年世界有35個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有64個國家;聯合國成立的會員國有51國;1960年代已有130個國家;現在全世界有193國,其中只有台灣及梵蒂崗未加入聯合國。
張燦鍙,2007,"文化:台灣問題的根源-中西文化的本質差異",《台灣國家之道》,前衛出版社,台北,pp.59-60。

帝制觀念與中國殖民思想,台灣身分產生質變,台灣人要珍惜自己所建立的海洋文化。

所幸,台灣是屬於海洋文化,具有冒險開創、奮鬥苦幹、隨遇而安,包容多元文化,敢於求新求變的精神。三、四百年前,明、清的海禁雖嚴,寸板不能下海,但台灣人的先祖,仍敢痛苦地告別親戚祖厝,冒險犯難勇渡所謂「六死三留一回」的黑水溝避秦到台灣,在此新天地安身立命,就是這種移民性格、海洋精神的具體展現。
張燦鍙,2007,"文化:台灣問題的根源-中西文化的本質差異",《台灣國家之道》,前衛出版社,台北,p.61。

首先,我們應先釐清台灣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一個支流嗎?是地方文化嗎?或是臣屬於中國文化之下的一種次級文化?由於茲事體大,我們必須慎思明辨。

何謂中華文化?事實上這是一個頗為令人困惑的難題。首先就時間而言,春秋戰國時代的文化不同於秦漢文化;漢唐的文化不同於明清文化;甚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政52年的共產文化,亦大異於中華民國在大陸執政38年的文化。

其次,就空間而言,大陸文化不同於海洋文化;中原文化不同於邊疆文化;東北文化不同於西北文化;兩廣文化不同於江浙文化。所以誰是主流,誰是支流,很難給予客觀的論斷。

再說,台灣的「本土文化」,其實也是一個籠統的名詞。台灣文化,有原住民文化成分,有中國中原文化成分,有閩粵沿海文化成分,還有外來西班牙文化成分,亦有荷蘭文化成分(台灣的黃牛是荷蘭人從印尼引進台灣的,其他如農具,甘蔗苗種亦是)及日本文化,而近數十年來更有大量的歐美文化成分,這樣一個大熔爐式的混合文化,自然與閉塞了數十年的大陸「中華文化」有很大的差別。更何況移民性格的台灣人,可能更接近海洋文化,秉承了祖先冒險犯難,開闢新天地的勇氣與毅力。所以台灣文化中會掺有中華文化,但不能硬拗台灣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一個支流,其理甚明。
張燦鍙,2007,"文化:台灣問題的根源-以台灣為主題的文化",《台灣國家之道》,前衛出版社,台北,pp.63-64。

猶記得1961年我出國留學,去拿博士,當身處美國,相信很多人和我都有同樣尷尬的經驗,那就是碰到Host Family請客,或出席Rotary Club的邀約,席間交談問起台灣的情形,我們常會不知所云,雖然我們生在台灣,長在台灣,家在台灣,然而卻沒有辦法去向外國友人描繪台灣,也不知道有什麼東西可以代表台灣,真是很丟人。但奇怪的是,我們從課堂上熟知中國有5,000年歷史,黃帝堯舜、夏商周秦、春秋戰國、秦始皇焚書坑儒,乃至武則天、慈禧太后;清兵入關,消滅明朝;辛亥革命、黃花崗72烈士;蘆溝橋事變,8年抗戰等等,卻不知台灣400年史,原住民有四、五千年的歷史;甚至包括與台灣歷史大有關係的鄭成功驅荷領台,反清復明,而清朝時期(1683-1895)台灣人民反抗,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甲午戰爭、馬關議和,以及亞洲第一個民主國的建立(1895年5月25日),以藍地黃虎圖樣為國旗的一場歷史變局;至於近代史的霧社事件、文化協會、1915年噍吧哖大屠殺的西來庵事件,國民黨外來政權統治台灣發生的228事件、美麗島事件、林義雄母女慘案、陳文成命案、鄭南榕自焚等等攸關台灣人獨立運動可歌可泣的史實,卻被忽略。
張燦鍙,2007,"文化:台灣問題的根源-以台灣為主題的文化",《台灣國家之道》,前衛出版社,台北,pp.66-67。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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